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創(chuàng)造足夠的工作機會，讓那些達到工作年齡的年輕人和從虧損國企下崗的年齡較大的人有事情做。但今天，中國正在步入一個新階段。勞動力市場高峰正在消退，人口開始快速老齡化。它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但同時也意味著眼下被中國管理層認為很嚴重的一些問題開始不再那么嚴重。

　　北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促進計劃生育，1979年頒布獨生子女政策。由于嚴厲的政策和社會經濟變化，中國的總人口出生率陡然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出生率已經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僅僅由于平均壽命大大提高，才使得迄今為止的國家人口繼續(xù)增長。

　　近期，05年人口金字塔顯示，中國社會年齡結構中主要工作人群的年齡在15－64歲。因此，當前國家遇到的困難是，為20世紀80年代前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提供就業(yè)機會，但國企改革為就業(yè)增加了難度。新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進入勞動市場，不僅降低了國內工人的工資，而且對整個世界都造成一定的影響。

　　當前的人口統計學轉變已經產生影響。但由于經濟繁榮，農業(yè)價格恢復，農業(yè)稅收降低，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勞動力已經低于改革時期。

　　拿廣東珠江三角洲為例，這里是流動勞動大軍聚集之地。據廣東省政府估計，04年2月廣東的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30萬。廣東省每三份工作中就有一個人的“戶籍登記”是外地人，大多移民來自中國內地農村。但04年，該地區(qū)的工廠，尤其是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的裝配線，感覺很難招聘到流動工。

　　許多觀察家曾經以為，中國的勞動力不會枯竭，尤其是勞動社會安全部仍然報告全國勞動力過剩，他們對此感到吃驚。但如果經濟增長相對穩(wěn)定，人口統計學趨勢預測，低技術行業(yè)的勞動力市場將從現在起開始萎縮。新的15歲年齡的人口數量將在未來15年內穩(wěn)定減少，它將意味著未來勞動力市場出現更多的議價能力。同時它也意味著，在中年或中年之后失去工作的人們將有更多的機會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改革開放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勞動人口的年齡問題。首先，是三年自然災害（1959－61）之后的生育高峰，然后是這代人達到生育年齡時的生育高峰。盡管出口加工和服務領域的用工機會在穩(wěn)定增長，但這兩個人口金字塔高峰降低了每個工人的議價能力。

　　這對2000年初加入勞動大軍的15－19歲年齡的人尤其不利。由于勞動力的供需情況以及政府的寬容，許多在出口加工企業(yè)的工人，尤其是在沿海省份的流動勞動力，不得不領取非常低的工資和忍受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雖然中國內陸的流動工就業(yè)機會不斷增加，但不平等指數卻繼續(xù)擴大。

　　此外，海外學者和人權組織加大了對勞動權利侵權情況的研究，尤其是侵犯流動工人的權利。經中國報告證實的情況研究顯示，流動工人在他們工作的城市沒有享受市民的待遇。他們經常被拖欠工資，大多數沒有退休金和醫(yī)療保險，他們的孩子很難到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講，勞動權利激進人士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中國的經濟繁榮主要建立在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之上。

　　不是中國政府沒有足夠重視勞動權利。勞動安全部網站上公布大量政府法律、規(guī)章和政策文件，其中許多政策的出發(fā)點是保護工人的利益。但事實上，政府的勞工保護規(guī)則已被違背。

　　負責勞動規(guī)則的地方政府，急于吸引外海投資，有時候收受賄賂，他們似乎對保護投資利益更感興趣。在廣州，鞋廠工人們每天在狹小的工作空間工作10多個小時，忍受著嚴重的污染，但每個月僅收入50美元的工資。類似中國的南方周末等媒體廣泛報導一些令人十分震驚的虐待事件，很多私人煤礦主以犧牲工人的性命來換取煤礦的利潤。

　　近幾年，北京在工作環(huán)境管理方面有所改善，扶持農村發(fā)展的政策包括：逐步取消農業(yè)稅，降低農村電力價格的投資計劃，加大幫助民工討要工資的力度，協助解決民工孩子上學問題，還有一項可能實施的計劃，即為響應政府計劃生育號召的農民提供社會福利。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政策，尤其是幫助農民提高收入的政策，可能有效吸引一些潛在的流動勞動力不斷涌入城市。反過來，它也可能破壞珠江三角洲流動勞動力的供需平衡。04年上半年，由于糧食價格較高，以及農業(yè)稅減少，農民收入創(chuàng)自1997年以來的最記錄。

　　因此，珠江三角洲的一些雇主已經開始以誘人的條件來留住和吸引工人，包括提高工資和改善生活條件。近年來流動勞動力的工資一直沒有增長，現在剛剛開始松動。上海和天津等城市除改善民工工作環(huán)境和提高工資之外，還采取措施幫助民工的孩子上學，最有趣的是，這些城市并沒有出現“民工荒”。廣東的一些大老板已經大幅提高工資，同時還附加醫(yī)保和社保福利條件。

　　順路而下，城市與城市之間、工廠與工廠之間，都在為年輕流動勞動力的減少而競爭，因此，勞動權利保護有可能得到改善。2003年廣東約占中國拖欠工資事件的40％，確實，政府勞動部門從去年開始加大政策落實力度，保護流動工人權力。準備采取的措施有：取消民工孩子的額外教育費用，在廣東居住5年并有合法工作的流動人口可以獲得永久居住權，為建筑工人開設特殊銀行帳號，保護他們免受不道德老板欺負。同時，為了尋找穩(wěn)定的低價勞動力資源，一些公司已經開始向內地搬遷，如湖南和江西。當勞動力短缺尚未形成主要問題之前，這樣做能夠幫助減輕沿海及內地之間的收入差別。

　　到目前為止，中國因人口結構相對年輕而受益。但由于出生率不斷下降和平均壽命的延長，中國社會正在快速老齡化。到21世紀中期，人口中間年齡預期達到45歲，正如發(fā)達國家（北美、日本、歐洲和澳大利亞/新西蘭）一樣。最引人注目的是，發(fā)達國家利用100年時間（1950－2050）將人口中間年齡從29歲提高到45歲，而中國預期大約用一半時間就可完成這一過程。

　　即使對富裕國家的政府來說，人口中間年齡的變化也意味著重大挑戰(zhàn)。最大的經合發(fā)展組織國家發(fā)現，現收現付式（pay-as-you-go pension）養(yǎng)老金計劃已經不可持續(xù)。對中國來說，形勢更加糟糕。中國可能成為第一個老齡化出現在經濟繁榮之前的發(fā)展中國家，其結果是數百萬髙齡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衡量一個不斷老齡化社會的傳統方法是老齡依靠比率，即65歲和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之間的比率。 基于目前的退休年齡政策，老齡依靠率不能適當地衡量中國的情況。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SPFPC）發(fā)布自家預測時，使用的是60歲及以上年齡人口的百分比。SPFPC 預測，到2050年這一百分比將從2000年的10％增長至大約31％。從絕對數量看，到2030年老人數量將從2001年的1.33億增至驚人的3.55億，到2050年達到4.50億。

　　這些天文數字呼吁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中國的根本福利體制。根據政治家們一貫的工作作風，他們不可能把這些問題當作棘手問題來解決，除非被形勢所迫。最終將不得不采用一攬子綜合措施，包括提高稅收，縮減社會福利計劃以及提高退休年齡。當前的生育計劃政策也將被放寬，允許較高的人口出生率。

　　人口老齡化通常有一個好處，就是犯罪率降低。但中國不可能完全享受老齡化帶來的好處。按國際標準，中國犯罪率已經較低，但性別比例失衡不斷擴大可能增加社會的不穩(wěn)定性。

　　人口學家普遍認為，中國實施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進一步提高了男性的社會優(yōu)生權，導致男嬰比例大大高于女嬰。中國人口學家一直在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性別比例失衡的原因，包括殺害女嬰，瞞報女嬰，以及通過超聲波和羊水診斷是女嬰后的墮胎。專家普遍認為，這種人為的性別墮胎已經成為性別比例差距持續(xù)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

　　心理學家早就知道，15－30歲的男性傾向于實施暴力行為。據監(jiān)獄管理局資料，在03年中期，中國有95.6%的囚犯是男性。不論是結婚還是身為父親，男性的睪丸激素水平都有所下降，因此減弱了一個父親可能去從事的競爭性行為。

　　單身男性更高的犯罪傾向對數百萬不能結婚的中國男人構成不斷的騷擾性心理壓力。在對穆斯林國家的對照研究中發(fā)現，男性的性別比例最大，男女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距，女性參政的比率很低。中國和印度同樣存在輕視女性的現象，同時還存在強烈的獨裁主義。

　　費適先生指出，“如果印度的狀況可能使民主忍耐的希望變得更加黑暗的話，中國的狀況則可能將它扼殺在萌生時期�！� 其他學者也指出，性別比率髙的社會只能依靠獨裁制來統治。最有煽動性的是，他們聲稱，中國和印度是性別傾斜社會，其特征是社會低層的年輕成熟男性比例失調，它可能不僅對本國而且對國際社會的安全構成威脅。

　　去年，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正式宣布，截至2000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率為117名男嬰對100名女嬰，而正常的比率范圍是103－107名男嬰對100名女嬰。有些省份，包括江西、廣東和河南，出生性別比例超過130。這大大高于1990年普查的出生性別比率，當年的比率為111名男嬰對100名女嬰，1982年的比率為108.5名男嬰對100名女嬰。中國媒體廣泛報導，如果當前的趨勢繼續(xù)下去的話，將有3000萬－4000萬男性不能結婚。

　　人口統計史學家們提出，中國一向具備性別傾向，因此，當前的趨勢可能不會那么令人擔心。但中國政策制定者對性別失衡問題的憂慮與日俱增。在2004年人口資源環(huán)境中央討論會上，胡錦濤主席說，矯正出生性別比率失衡將是中國政府的一項主要任務，他同意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利用積極的誘導措施促使性別比率更加平衡的計劃。

　　假設這些措施獲得適度成功，男性過剩的持續(xù)問題可能受到限制。此類暫時的性別失衡，如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大陸和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臺灣，造成嚴重的男性婚姻壓力，但未形成重大社會和政治后果。雖然如此，中國和印度男性過剩比例非常大，將影響各種社會行為，有些已經發(fā)生，包括拐賣婦女。

　　但即使有這些措施，性別比率傾斜也注定非常明顯，它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性別失衡問題將很快給中國帶來麻煩，因為1985年后出生的男性已經到了求偶結婚的年齡。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稱，即使新的激勵政策生效，到2020年，男性還會較女性多出2400萬人。

　　但是，性別比率傾斜引發(fā)的潛在的不穩(wěn)定因素將被人口老齡化所減弱。此外，近20年來中國已經度過困難的經濟轉型期，這一事實給未來增添一抹希望之光。